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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中国，国运处于关键的飞跃时期。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并且即将取代美国，成为第一，日益上升的经济实力，激发了中国谋求更高的国际地位。成立亚洲投资银行，有甩开美元，建立类似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人民币(6.8894, -0.0005, -0.01%)国际地位的战略意图。而新兴国家和欠发达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欠缺，则是设立亚投行的初衷。
不过，在一片高歌声中，也有值得注意的刺耳之声。据媒体报道，近日，有越南企业家称，宁愿用欧美国家20年前的装备，也不想用中国新生产的装备。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即，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是否将遭遇到类似越南式的挑战。
“一路”的核心是东南亚，“一带”的核心是中亚。产业输出，才是最大的希望所在。近年来，中国在南海领域与一些国家产生争端，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中国本身不发达，无法与东盟国家形成产业落差，也就无法产生互补性。当国家间关系的竞争性大于合作性，众多纠纷就此产生。目前中国与东盟之间是一种平行发展的关系，中国提倡多年的北部湾战略之所以一直难以实现，根源也在于此。虽然日本与东南亚诸国之间存在历史问题，但由于产业互补，双方走得很近。
沿线各国可以就经济发展战略和对策进行充分交流对接，共同制定推进区域合作的规划和措施，协商解决合作中的问题，共同为务实合作及大型项目实施提供政策支持。
“一带一路”建设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不仅回应了国际社会的重大关切，契合各国共同发展的普遍愿望，而且开创了国际合作新模式，拓展了经济发展新空间。三年来，“一带一路”建设从无到有、由点及面有序推进，不仅合作成果丰硕，而且赢得了沿线国家的广泛好评，必将成为多元发展、包容发展、开放发展的典范并载入史册。
与此同时，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持续深入，必将面临更多的困难、问题与挑战，需要创新发展理念，科学总结成功做法，积极借鉴先进经验，以更高的站位、更广的视野，全方位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为人类文明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首先，从宏观经济环境看。对外开放是我国的基本国策，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必然选择，也是均衡对内对外关系，完善国际治理模式，全面深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交流合作的有效途径。由于各国的资源禀赋、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一带一路”建设需要提高有效供给，催生新的需求，进一步提升增长动力，拓展发展空间。通过优化要素资源配置，缩小各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增强“一带一路”建设的针对性与吸引力，降低外部因素干扰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
其次，从法律制度体系看。“一带一路”建设涉及众多国家，各国的法律体系、监管方式不同，容易产生法律纠纷与信息不对称等问题。尤其是有些国家立法制度不完备，法律条款不明，公正执法难度大，甚至基于本国的政治、经济利益考虑，对跨国投资和海外企业实行法律管制。如果我们墨守成规、急于求成，不重视不了解所在国的基本情况，缺乏法律人才应对，片面强调按国际惯例办事，就会不经意地触犯或违反当地的法律法规，不利于深化“一带一路”建设。
第三，从地缘政治关系看。“一带一路”横贯东西、连接欧亚大陆，涵盖中东、中亚、南亚等热点地区，深受地缘政治、宗教文化和域外力量角逐等不利因素影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类型多样、民族多元、发展悬殊，加上历史恩怨关系，各种政治宗教势力错综复杂，区域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问题比较突出，增加了建设“经济共同体”“命运共同体”“责任共同体”的难度，对此要有足够的认识，争取下好“先手棋”，起到更良好的带动、辐射和示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