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金精神的内涵及其时代意义
焦毅
照金纪念馆浓缩了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17年地光辉历程。一年来，通过参与纪念馆展陈工作，接触了众多省内外知名党史专家和大量陕甘边文史资料，笔者对照金精神的内涵和时代意义有了深刻认识。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创建西北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形成了伟大的西北根据地革命精神——照金精神，它是西北革命根据地得以存在和发展的精神动力。照金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的宝贵精神财富，是社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精神资源，是加强西部大开发和建设西部经济强省的强大精神动力。
照金苏区地与西北革命根据地
西北革命根据地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和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统称，是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为首的陕西共产党人在党的领导下带领人民经过长期的奋战逐渐建立的。陕甘边和陕北地区位于西北黄土高原，桥山山脉横贯南北，这里党的组织和群众基础比较好，距离敌人统治中心也较远，山林密集，易于开展游击战争，建立革命武装政权。
大革命失败后，为了挽救中国革命，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同志在中共陕西省委的领导下，积极投入了清涧、渭华、两当等武装起义。两当兵变失败后，习仲勋来到了照金。在杨柳坪会面时，刘志丹就说：我们搞了几十次兵运都失败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建立根据地。所以，武装起义的失败使我们付出了沉痛教训，也深刻的认识到，要取得革命胜利，就要像毛泽东同志那样，“以井冈山为依托，搞武装割据，建立革命根据地，逐步发展扩大游击区。”[1]这是当时党在西北地区领导革命斗争在思想认识上的一个很大的飞跃。
为了创建革命武装，开辟革命根据地，打开“工农武装割据”的局面，刘志丹于1931年在南梁地区创建了一支游击队，标志着在陕甘边建立党直接领导的革命武装的开始。1932年2月12日，根据陕西省委的指示，西北工农反帝同盟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刘志丹、谢子长同志先后任总指挥，西北正式成立了西北工农武装红军游击队。12月，陕甘红军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红二团，这支队伍在刘志丹、习仲勋同志的积极协助下，重新开辟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照金苏区。照金位于耀县、三原、淳化、旬邑、宜君、同官六县之交，它北连桥山南段子午岭，南接渭北平原，东临咸榆公路，是反革命统治的一个空隙，群众基础好。1933年2月，刘志丹、谢子长率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抵达照金，创立了照金苏区。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是西北红军在山区建立的一块较大的根据地，她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
照金苏区的诞生以1933年3月陕甘边特委成立为标志，以1933年11月包家寨会议撤销陕甘边临时总指挥部为终点，历时9个月。1933年11月，刘志丹、习仲勋等在甘肃省合水县包家寨主持召开了党、政、军联席会议，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红色政权的理论，联系陕甘边革命斗争的实际，创建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这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和发展过程中的第一次重大的历史转折。1934年2月25日，红二十六军和边区游击队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开辟了以南梁为中心的根据地，南梁根据地是毛泽东红色政权理论在西北地区的具体体现。
1935年2月，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建立，标志着陕甘边、陕北两块苏区的统一和西北革命根据地的正式形成。它是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硕果仅存的一块根据地，也是中央红军和各路红军北上抗日的立脚点和出发点。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标志着在西北地区形成了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使毛泽东红色政权理论在西北地区得到了具体体现，动摇了国民党在西北地区的反动统治，为党中央把全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大西北作了必要的准备。
西北革命根据地在中国革命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于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毛泽东同志在《“七大”的工作方针》文章中指出：“我说陕北是两点：一个是落脚点，一个是出发点。”[2]李维汉回忆说：“我们党在陕北出了两个领袖人物，一个是刘志丹，一个是谢子长。他们是井冈山道路在陕西的代表。”[3]毛泽东四评习仲勋，称赞他是“活的马克思主义”，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从此，西北革命根据地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不断得到巩固和扩大，1937年改称陕甘宁边区，抗日战争爆发后，成为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的出发点和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总后方。
照金精神的特定内涵
照金精神是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陕西共产党人在创建西北革命根据地过程中所形成的具有特定地区性的一种革命精神。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创建西北根据地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种伟大的革命精神，它是西北革命根据地和中国革命得以存在和继续发展的精神动力。在创建西北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形成的革命精神——照金精神，有着深刻的科学内涵，主要包括实事求是的求实态度、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坚忍不拔的革命意志、独立自主的创新精神和勇往直前的民族精神。
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陕西共产党人根据西北的实际情况创建了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建立了自己的武装政权，他们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陕甘边的革命斗争实践相结合，体现了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陕西共产党人在探索革命道路过程中所展现的实事求是的求实态度。早在榆林中学读书时，刘志丹就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则，认识到应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实实践中，一切从实际出发。刘志丹、谢子长等同志坚持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原则，顾全大局，使马列主义之普遍真理具体实现于陕甘边地区，建立了照金苏区，并使之不断得到发展、巩固和壮大，最终成为党中央、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抗日战争的出发点。
1932年1月初，根据中共陕西省委指示，南梁游击队和陕北游击支队改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2月，西北反帝同盟军又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此后，在刘志丹等人的领导下，陕甘游击队转战陕甘边境，屡挫敌军，不断扩大游击区域。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过程中，刘志丹逐步认识到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认识到如果没有一个革命根据地革命就会陷于困境。他认为在陕甘革命力量暂时还很弱小的情况下，只能在反革命力量薄弱的山区建立根据地，建立革命政权。根据西北地区的实际情况建立革命根据地，充分体现了刘志丹、谢子长等同志的独立自主的创新精神。
受陕西“左”倾错误干扰，陕甘游击队面临严重危机，刘志丹、谢子长等人在恶劣的革命环境下创建了中国工农陕甘游击队，开辟了照金苏区，先后担任陕甘游击队指挥。然而，刘志丹、谢子长也曾被“左”倾机会主义领导撤销职务。1932年，谢子长被撤职后，去甘肃军阀部队中搞兵运工作，组织和领导了靖远起义，并成立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三支队。刘志丹、谢子长等同志在创建西北根据地的过程中，多次受到党内“左”倾错误的干扰，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但是他们能够顾全大局，以革命利益为重，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他们的任务，表现出对党和人民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精神和勇往直前的民族精神。
1933年夏，是中共陕西党和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及其领导下的红军、游击队危难时期。6月17日地北梁会议作出了南下的错误决定，红2团全军覆没于终南山；7月28日，省委书记袁岳栋和杜衡被捕叛变，省委机关完全被破坏，各地党组织遭受巨大损失；7月底，王泰吉起义部队遭伏击，千余人的部队仅有不到百人撤到照金；渭北苏区在敌人“围剿”中丢失，红四团也被迫撤回照金。此外，早在1933年4月，组建刚两个月的陕南红29军遭叛军突袭，军长、政委等主要干部被杀。一时间，失败情绪笼罩着根据地。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习仲勋等主持召开了著名的“陈家坡会议”，就领导权问题、红军建设问题、作战方针等重大问题进行了充分讨论，形成了统一领导、打小仗，积小胜为大胜的决定。这次会议，排除了“左”的思想影响，一切从实际出发，面对现实，从而做出了可行的战略决策，扭转了危局，变被动为主动；从而挽救了照金苏区，挽救了陕甘边，使红军日益强大，根据地日益巩固。
虽然西北地区远离中共中央政权，但以谢子长、刘志丹、习仲勋为代表的具有马克思主义创新精神的西北领导骨干，在国民党白色政权的包围之中，能够从中国和西北地区的实际出发，学习和吸取井冈山革命斗争经验，在偏僻的西北地区摸索了“工农武装割据”的一条革命道路，为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最后形成和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来源：中国铜川网
